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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

日期:2015年11月3日 09:04

千秋楚商梦

—— 一个时代的精英范本

较之商海沉浮的许多企业家而言,陈东升的突出特征是下海前的主流社会精英与学者身份,其创业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极强的学习能力等,与其作为精英的心态、学者的身份一脉相承,也是新楚商群体的宝贵财富。

 

2011年4月7日,在赴美参加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等一系列活动时,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与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高盛的全球副董事长兼亚洲董事长麦克·埃文斯握手,双方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高盛收购了泰康人寿12.02%的股份,成为泰康人寿第二大股东。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高盛入股泰康,将对泰康上市以及加快国际化进程大有裨益。协议的签订,也明示着泰康人寿的发展前景为国际投资界所看好。陈东升牵头引入高盛的重大举措,与其荣获2010中国“最具思想力企业家”称号一起,再次成为企业界与传媒界关注的焦点。这位企业家的个人成长与创业史,则早已成为一个传奇。

 

一路领先

陈东升1957年生于湖北天门,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他一直领先于同龄人。孩童时期,陈东升聪颖的个性就显露无疑,周围人都对他的聪明赞不绝口。初中开始,陈东升就看起了那时同龄人很少接触的《参考消息》,高中则就读于天门市最好的中学——天门中学,高考后又很顺利地进入华中地区数一数二的国内名校——武汉大学,其整个读书生涯简直一帆风顺,令人羡慕。爱读书、喜思考,“神童”、“才子”之名一直伴随着少年陈东升的成长,“天之骄子”的称号,于他而言当之无愧。

除了学习成绩优异,少年陈东升还是同龄人中难得的思想者。初中开始阅读的《参考消息》,成为他中学时代积累和思考的重要信息来源;进入武汉大学后,当时该校的自由学风使得陈东升的思想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精神世界得到极大的滋养,良好的人缘和出众的才华,使得他很快就成为同学圈中的领头人物。

1980年代初,曾经留学苏联的著名化学家刘道玉成为武汉大学校长,开始其在武大的八年主政。刘道玉在该校厉行改革,率先推出学分制、主辅修制等教学制度,各种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其时的武汉大学具有宽容开放的胸怀与锐意革新的精神,很多方面的成绩甚至成为该校至今难以逾越的巅峰,在1980年代全国高校思想大解放的环境中,武汉大学的思想开放尤其为人所称道,与北京大学齐名,时称“北有北大,南有武大”。

在这种氛围下,少年陈东升与一些要好同学一起,徜徉于武大秀丽的山水之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无拘无束,人称“逍遥学派”。经济系是当时武大的重要院系,实力雄厚,陈东

升的导师董辅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者,他在忙于科研的同时,不忘亲自给本科生们上课,而且备课、讲授都极其认真,为学生们打下了宽厚的知识基础,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为人榜样。其时中国社会刚刚经历十年浩劫、迎来改革开放,各个领域都极度缺乏有知识、有眼界的人才,武汉大学作为国内有数的名牌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可说是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

作为精英,陈东升毕业时本可留校读研,但在经过认真权衡之后,他毅然放弃了读研深造的机会,来到了首都北京。陈东升日后回忆,“我们这代人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北京在我们看来就是红太阳的中心,是个不能不去的地方。”

怀着大干一番的壮志,陈东升进入了当时的外经贸部发达国家研究所,以官员身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研究的重点,即是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

在外经贸部的研究,使得陈东升得以读到当时大多数人无法接触到的外文期刊,极大丰富了他的知识结构,彻底打开了他的思想局面。1988年,31岁的陈东升转任国务院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

古人云,三十而立。按照大多数优等生的逻辑,陈东升的人生大道似乎到此已基本定型:他要么继续做一个研究型学者,从副研究员到研究员,或许当个研究所所长,过着稳定的研究生活;要么继续在官场经营,从副局级到局级,乃至更高,朝着可以预见的从政之路前行。无论从政或治学,对于他的发而言均属意料中事。唯独投身商海,经受优等生未曾经历过、一般也不愿意经历的不稳定生活,让人意外。而在《管理世界》的经历,则成为他人生转型的基础。

 

由学而商的转型

在《管理世界》时,三十岁出头的陈东升已是年轻有为的副局级干部,新官上任的陈东升满怀壮志,积极探索更富活力的研究方式。得益于外经贸部时的研究,陈东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了解,在对当时世界五百强的长期研究中,他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乃至国力的强弱程度,与其在世界五百强中所占的数量有着直接的正比例关系。美国作为超一流国家,拥有的五百强数量也是世界最多的,其余德、法、英、日诸国,莫不如是。

这个发现令陈东升既惊讶又欣喜。他开始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强大,必须要有一批世界级的重要企业来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在官方的表述中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其经济上的许多机制革新,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的,只是在时间上迟于发达国家。由此陈东升有了一个方向性判断:“美国今天火的,就是中国明天要火的。”

基于这个判断,陈东升开始在《管理世界》做起中国五百强企业评选,首开国内此类评选之风,很快赢得良好反响,《管理世界》也成为当时国内经济界的知名刊物。在《管理世界》的革新获得了成功,一方面助成了陈东升在经济界的声名鹊起,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深了

他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和一些重要行业、企业发展的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他后来经商的重要思想来源。譬如,在对世界五百强的研究中,陈东升发现,保险行业的公司数量和规模在五百强中都位居前列,保险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做中国五百强的评选时,陈东升发现,其时中国真正走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之路的本土保险公司非常少,做保险企业大有前途。

初进外经贸部做研究工作时,尽管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业,但那时的陈东升还是个研究型学者;初调《管理世界》时,尽管已有深厚的商业知识基础,但其时的陈东升仍然是个治学兴趣强过经商兴趣的精英知识分子。真正撬动他由学而商转型的,是1992年的社会大势。

那一年,邓小平发表了影响巨大的南巡讲话。随后,当时的国家体改委颁发了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小平的南巡讲话,在社会上激起一股精英下海创业的热潮,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序幕。而上述两个文件的颁布,对陈东升下海经商的转型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我记得当时我怀揣这两个文件,激动得睡不着觉。这两个文件的价值,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实际上就是有了这两个文件,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1992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年头,社会主流价值已经把经商放到了一个重要位置上,商人地位显著提高,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对我们这些主流精英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知识精英的创业潮

读者应该注意到上文屡屡提到的一个关键词:精英。在陈东升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处于优异的少数人行列,在同龄人中鹤立鸡群,进入武汉大学以后同样是众多精英学生中的精英人物。进京工作后,陈东升的同学朋友分布于京城多个重要单位,甚至有能力直接接触到高层,参与中央重要的经济决策。一路走来,他始终走在同龄人前头,阅历、见识都胜人一筹,这对他的心态乃至性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小到大一贯的优异表现,使他逐渐对自己的能力建立起强大的自信,并由此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更有助于日后他对自我判断的长期坚守。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曾评价自己说:“吾善养浩然之气也。”并把“浩然之气”进一步解释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周游列国、与雄霸一方的诸侯高谈阔论时,孟子毫不怯场,不卑不亢,淋漓尽致地阐发、传播着自己的治国理念,为后世尊崇;台湾著名学者李敖也曾自述,自己中学、大学均是中途辍学,而后在家读书、写作,以“养浩然之气”。在这里,我们愿意将“浩然之气”理解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强大精神气度,在长期的身心陶冶中,他形成了自强不息、敖倪于万物的强健人格,奠定了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深厚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去研习实用性技能,就会事半功倍了。陈东升所具有的精英意识,与“浩然之气”或有几分相似。

具有精英意识的不只陈东升一人,他的同学田源、毛振华等“92派”企业家同样如是。在陈东升下海创业的决定因素中,这种精英身份的自我归类不可忽视。作为主流社会精英,这类人群的重要特点是活跃在社会主流阶层,试图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发挥其影响。在中国泛政治化的文化传统中,他们更时常与国家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报效家国的强烈意识。在描述19 9 2年国内下海经商潮的著作《变化》中,作者凌志军将响应小平号召的社会精英们总结为以经商方式进入社会主流生活领域的一群人,他们之前从政,很大的原因是政治在当时主流社会价值观中较受推崇;1992年他们转而从商,同样是因为这年开始社会主流价值观将经商放到了很高的位置上。道路不同,跻身社会生活主角的心态无二,这就是社会精英。商会监事长毛振华回忆,在创办中诚信以后,他仍然认为自己

是在为国家做事,只是换了不同岗位而已。以至于后来政府进一步改革市场经济、将中诚信变为他个人的公司时,他并没有欣喜于个人财富的增长,反而有种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无处安放的失落,觉得自己不再是为国家做事了。

理解了社会精英的这种心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陈东升的创业大背景及其后的创业历程。1992年,陈东升同时递交了两份申请:一份是申请创办拍卖行,另一份是申请创办保险公司。创办保险公司的初始动机,即来源于对世界五百强的研究;创办拍卖行,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他对艺术品拍卖的向往。

陈东升说,那时在电视里看到香港艺术品拍卖会的镜头,场面富丽堂皇,参加拍卖的人衣冠楚楚,感觉拍卖这行高贵、神秘而又激动人心,由此种下了涉足拍卖的种子。1993年,在一些同学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36岁的陈东升创办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为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第一家现代企业,并很快成为行业的重要领军企业。

 

艺术品拍卖的先行者

对艺术品拍卖的向往是陈东升创办中国嘉德的初始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他身边围绕有不少同学朋友,办拍卖行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和帮助。1992年初夏,一个在北京文化市场研究所工作的同学找到陈东升,给他看了一篇《羊城晚报》上的文章,大意是说,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和历史,却还没有一家艺术品拍卖行,他建议陈东升办一家。陈当时表示同意,但由于自己事务繁忙,此事暂时搁置;当年稍晚些时候,陈东升去武汉出差,和同学聊天时再次谈到办拍卖行,同学们的鼓励,促使他开始下决心去做。

陈东升承认那时候完全不懂拍卖,但是大家在精神上很有底气。国家的重大改革有他们的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有他们做推手,当时中国市场的空白行业很多,大家都缺乏经验,谁率先去做了,谁就是市场先行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陈东升们觉得,创造新行业的领先企业、弥补市场空白,就是他们要做的事。

尽管很有底气,但是初期的辛苦也不可避免。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先行者,嘉德的创立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也是个尝试,面对艺拍这个新生事物,不只是企业,政府管理者同样缺乏经验,很多行业规则的制定,都是嘉德和相关监管部门反复沟通后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陈东升学到了弥足珍贵的与政府相处的基本方式——不排斥,不反感,而是重视沟通,在互相理解、交流中达成自己的既定目标。

嘉德初期的发展,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很大帮助。在一次访谈中,陈东升深情说道:“很多人成功后不会去讲历史,但是我相反,过去帮助过自己的人绝对不能忘记……当时的很多人,比如德高望重的高占祥先生,文化部领导刘忠德先生、靳静女士、孟晓肆女士,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的吕长河先生,制订了文物拍卖政策的张德勤局长,以及王金武局长、高运贾、胡真,文化部财务司侯司长、马自树副局长、李季处长,上海文管会马馆长、汪馆长等,他们都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而在北京艺术品拍卖领域,冯嘉博、王金鲁、秦

公这些名字也应该被记住,我们也得到了胡文启、徐邦达、收藏家张忠宪等专家的大力扶持。

我还要特别说一说秦公(已故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对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对我们第一次拍卖的支持也很大。秦先生很豪爽,与文物行业有着深厚的渊源,人脉很广。秦先生很受行内人的爱戴……”

践行着“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陈氏理论,中国嘉德几乎把当时所有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都聘为了艺术顾问和鉴定顾问;为了向世界先进的拍卖公司学习,嘉德的高管和拍卖师曾到香港观摩佳士得和索斯比的拍卖会。随后,嘉德继续锐意革新,至1996年泰康人寿组建之前,嘉德已稳居中国艺术品拍卖头把交椅,陈东升成功地开创了一个艺术品拍卖的行业。他自豪地说,“谈当代中国艺术史,陈东升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二次创业下的男人雄心

在等待四年、嘉德拍卖也已经营三年以后,1996年8月,陈东升终于拿到经营寿险公司的牌照,泰康人寿正式组建。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想到去做保险,1992年他是第一个向人民银行提交创办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的人,1995年国务院将要批准成立保险公司时,大家才蜂拥而至,“之前大概只有我一家在申请”。

泰康是1996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拿到营业执照的全国性、股份制保险公司之一,当时他听到消息,人民银行鼓励办寿险公司,机会来了。陈东升当即意识到这个绝妙的机会,“一股热血恨不得就要喷出来一样,一个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就到老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许多保险类书籍。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激动。在有据可查的资料中,陈东升有过三次著名的“激动”:一次是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出台时,一次是在新闻上看到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场景,还有一次是得知寿险机会来临时。三次激动,造就了两个现代企业,他对机会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眼光,这与他前十多年的研究学者生涯密不可分,同时也成为他甘于“八年寂寞”的强大支撑。

在前期嘉德的积累和陈东升强有力的运作下,泰康人寿一成立就有六个亿,所以这次创业并不是白手起家。但是具体做事,还是要从头开始。嘉德19 9 6年已经很成功,那时的陈东升可以出门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做泰康人寿,他却要四处找办公地点,和别人侃家具谈到晚上两点,然后在旁边的小馆子吃一碗牛肉面,“心里难免有落差”。但和长远的发展目标相比,这又显得微不足道了。金融业是个大产业,人寿保险公司要是做成了,就是大企业中

的大企业。每念及此,陈东升就满怀豪情,他的雄心在金融这个领域将得到尽情发挥,尽情释放。

与嘉德相似,泰康走的也是模仿之路。为了借鉴国际优秀保险公司的管理经验,在创办泰康后的五年时间里,陈东升几乎走访了所有世界顶级的保险公司。模仿的内容大到公司章程制度、治理架构、营销模式、人才管理,小到公司的装修风格、服务设施,事无巨细,详加记录和研究,他甚至连别人公司里饮水机的牌子都记下来了。泰康的营销体制来自东南亚和湾、香港,同时借鉴国泰、安泰模式;而信息技术、精算、管理、财务和投资等内务方面则向欧美学习,精算师和财务总监在全球招募。对于模仿,陈东升有自己的理论:“市场经济发展是有规范可循的,西方教了多少学费才形成这样一套制度,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为什么要排斥它们?在人类成熟的文明成功上标榜创新,就会走弯路,撞得头破血流。”

有了对行业和宏观形势的基本判断,陈东升的模仿之路走得很笃定。小而言之,他是“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大而言之,他是看透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摸准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前进的方向。和嘉德一样,泰康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道路,这是陈东升办企业的核心战略。泰康创立不久,就接连创下了中国保险行业的多个第一。在模仿的基础上创新,陈东升深谙此道,也值得众多本土企业家学习。

 

八年寂寞

驾驭金融行业的大企业,不是光有创业精神和精准的方向感就行,同时要有相当精深的金融、企业管理和专业保险知识基础以及管理能力。陈东升从武大经济系毕业后一直从事研究,后来又念到武大的经济学博士,但在管理泰康人寿时,依然是边看边学,如履薄冰。披荆斩棘的过程无人过问,唯有不断的学习和开拓进取,伴随着创业者的寂寞。

在成为一流企业家的关键能力中,持续的学习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够。任何一个知名企业的发展壮大,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而言,借此总结一番,却仍显必要。在敬佩陈东升持续学习态度的同时,我们坚信:其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中,当有坚守的一份。

在当代中国知名的商界领袖中,陈东升是个不喜欢讲创业传奇的人。他的观点是:成功之前,总是讲那些困难没有意义,哪个人成功不经历一点困难?成功以后,那些经历的困难又都成了过去的琐碎,不值得一谈了。翻阅与他有关的诸多访谈,他多半是以其特有的陈氏语言和理论梳理公司的发展乃至宏观经济趋势,极少谈到具体的故事。实际上,由于保险行业盈利的周期相对较长,在泰康人寿创建的前八年,公司业绩虽然一直在增长,但盈利能力并不突出。他甘于平淡,八年隐忍,而隐忍本身,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和时间比赛,和他个人及投资者的耐心比赛,过程大多数时候显得比较平淡,无法成为活生生、可以具体

化的故事,实不足为外人道。正应了那句话:伟大在于艰巨,光荣在于漫长。

泰康人寿的发展从小到大,今天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不可估量,陈东升因此备受赞誉,获得过许多奖项。但是十多年的坚定不移,又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陈东升颇有感触地说:“现在泰康人寿有3000多亿资产,员工加起来30万,客户350 0万,在全国来讲已经是前几名的大型保险公司了。大家都说我现在赚大钱了,2009年我的税后利润32亿,我没有找老股东要一分钱,现在净资产140多亿,赚的钱成为了股东权益,6亿,翻了多少倍!但是我8年不赚钱的时候,谁看得起陈东升啊!这就叫理想,这就叫抱负,你很清楚你的商业模式、未来的方向,所以你能够耐得住寂寞。成就事业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远见和坚持,有时坚持比远见更重要。”对于正走在成功路上的一些企业家而言,这段话值得玩味。

陈东升有句著名的座右铭:“大事要敢想,小事要一点点做。”实际上就是既有远大目标,又脚踏实地。除了脚踏实地地做事,更有脚踏实地的坚守。

我们向他成功的坚守致敬,向更多择善坚守的企业家们致敬。

放不下的学术情结

熟悉陈东升经历的人大概都不会反对一个说法:如果没有学者陈东升,就不会有企业家陈东升;企业家陈东升成功以后,学者陈东升依然在不停思考、研究。

经济学出身的陈东升屡次表示,自己爱读书、爱思考,尤其偏爱经济学,是个“经济学超级票友”。据传,在企业经营以外,陈东升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读书、思考和学术性研究中。成名以后,在多个商界名流聚集的场合,他谈的都不只是企业经营本身,而是以宏阔的视野探究宏观经济、建国以来乃至184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在一众商业经营心得丰富的企业家中,其学院气质显得尤为突出。

回顾做企业的历程,陈东升认为,多年的研究工作使他对事物的把握有更高的位势,对如何来看待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机遇有更准确的把握,促使他形成了高远的见识和精准的方向感,助益甚大。

作为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和创始人之一,陈东升热爱这里的思想碰撞与交流,珍惜企业家的原创思想力,并在论坛十周年时,深情赞同马云的一句话:“亚布力的‘雪’不会变。”这里的“雪”,更着力于原创思想力之“雪”。在众多兼职社会职务中,陈东升对具有思想性的职务或活动更感兴趣。一个现实的佐证是,作为北京湖北企业商会的会长,在今年的商会大事中,除了筹办“楚商资本”投资公司外,他不只一次叮嘱“要办好会刊”,因为刊物是思想的重要载体。

拥有如此深厚的学术情结,除了作为研究学者的个人兴趣以外,与陈东升社会精英的自我定位同样密不可分。前文说过,对“92派”企业家来说,经商是这些社会精英跻身社会主流生活的重要途径。这话同样适用于陈东升的学术性研究。对于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将自

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广为传播、造福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了,因为这凸显了他的人生价值。陈东升在探究百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家成长史时,饱含着浓厚的现实意识,他关注中国近代以来“大三代”和“小三代”企业家的成长变迁,提出“两个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以及“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等一系列论断,最终指向的都是他对自我价值的认定:经商做企业固然是报效家国、跻身主流社会的一条途径,做有益的学术研究,借此厘清一些重要的认识问题,做出有益的思想或学术贡献,同样是赢得主流社会话语权、体现精英价值的一条途径,甚至已成为其人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推断并非毫无根据。在一次访谈中陈东升告诉记者,“大学时我最崇尚的职业是科学家和教授,第二是企业家,对政治家是最看不上的。现在倒过来了。对一个男人来讲,政治抱负应该是第一位的,做不了政治应该做企业”。

他说:“我认为我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其实也代表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

另一个重要论据是,陈东升认为,自己骨子里面还是有种“跻身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主角的理想”。这么来看,专注于做泰康人寿,对他做政治家的理想也是种补偿。而无论是治学、经商还是从政,陈东升报效家国、实现人生价值的壮志与浓厚情怀,从未改变。

行走在创业路上的更多楚商精英乃至社会精英们,大家的具体目标或有不同,但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壮志,殊无二致。数千年前楚地商贾们创造出的“货殖达于九州”的盛况,而今正在新楚商们手中重现。通过经商促使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不但是楚商们的个人目标,更是这个群体的梦想。作为当代楚商精神领袖的陈东升,正在积极稳健地践行着千秋楚商梦。

所属类别: 楚商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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